（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马雪
继全力推动对华科技脱钩、产业脱钩后，美国又开启对华资本脱钩新战场：美国监管部门强行要求中国部分在美上市公司退市，加大中国上市企业审查力度，禁止联邦养老金为在美上市中国企业融资，落实更严格的投资限制以阻断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之路。伴随中美缓冲地带的逐渐消失，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或转化为全面脱钩甚至全面遏制。
政治挂帅与金融打压
美国政府以政治挂帅，罔顾中美相互依赖格局和现实的经济金融利益，对中国实施金融打压，无异于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此举意图何在?
第一，增加在美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美国政府的施压和阻挠，向市场释放了恶劣信号，将大幅提高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融资的成本，甚至导致部分融资计划中止。多位美国强硬派学者已威胁优先打击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中国科技巨头。中石化、中国铝业、华能国际、南方航空、中国移动等14家国有企业也被美国紧盯，累计已有105家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被摘牌退市。
第二，加强经济摸底，方便后续施压。美国国会发起《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确保外国在美国上市企业高质量信息和透明性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披露审计报告并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连续3年拒不履行的企业将面临强制退市。美国试图全面掌握中国上市企业经营动态和微观经济信息，妄图在政企关系、国有企业和补贴问题上拿到证据，服务其后续对华施压。
第三，重塑对美国有利的金融关系。美国试图通过切割部分资本和提高在美中国企业的金融成本，遏制中企在美扩大势头。同时，美国要确保中国继续为美国巨额债务提供廉价融资，使中美金融关系从双向互惠转向美国单方获利。
中美关系面临更严峻挑战
美国对华资本脱钩政策将制约中国新兴产业的海外融资和长远发展。中国在美上市和投资的企业多属互联网技术、金融服务、教育等新兴产业，迫切需要大量现金巩固地位。这些产业在上升期很难拥有持续盈利能力和良好财务状况，尚无资格回A股市场上市，因此在国外上市是其唯一选择。如果美国切断这些企业的赴美投融资之路，使其难以获取美元途径和品牌机制，只能将其国内资金用于支持海外活动。这不仅会增加融资成本，还会增强汇率风险，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
美国对华资本脱钩政策也会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倒灌风险”。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一般同时在境内市场借助存托凭证上市，但发行存托凭证往往以其美股表现和市值为基础。一旦美国打压中国龙头产业，致使其美股暴跌，将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国内市值，将金融风险传导至国内市场。
从更大范围来说，若美国下定决心与中国资本脱钩，势必严重冲击中美在金融领域的相互依赖格局，使中美关系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美国和世界金融变局加剧
当然，美国对华资本脱钩行为也会对其自身产生难以忽视的负面影响。
其一，美国在金融领域优势明显，切断中美金融关联，短期会冲击中国金融稳定，但也会使中国更加充分地意识到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卡脖子”问题，进而加快实施替代战略，大力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摆脱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
其二，金融脱钩也会影响美国的创新能力，进而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优势。中国的创新优势在于“整合创新”，重点是将基础研究创新成果商业化。中美正常合作的话，这种创新模式有利于美国创新跨越“死亡谷”。中国正在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且今后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庞大的市场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验室和催化剂，美国失去中国市场将丧失重要的创新动力。
其三，美国盟友或借此拓展自身行动空间，增强自主性。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经济的正增长和正利率吸引着资本进入。当前若一个投资组合中没有中国资产，那就很难称其为全球性投资。富达、贝莱德、道富和普信等大型基金提供商，都在全球基金中加入了中国证券。美国盟友很难选边站队，相反可能会借此坐收渔翁之利。在美上市公司从美国退市后，可以同样方式在其他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使中国资本流至伦敦、新加坡等其他资本中心。随着越来越多公司在其他交易所上市，美国拥有的金融获利手段将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对华金融脱钩政策不但会给美国造成更大经济损失，还会削弱美国在全球资本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其四，中美脱钩或将导致世界金融一分为二，企业用于跨国合作的标准将陷入分裂，盈利能力将受到限制。这将损害在华各国公司(占世界出口额1/10以上)的利益，导致国际贸易崩溃、供应链受损、全球衰退加深，反向冲击美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从长远来看，美国金融政治化行为将降低全球投资者信心，使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离心力加大。如果美国迫使中国上市公司全部退市，美国投资者的投资选择将会减少，进而引发美资本外流，破坏美股上涨行情，打击本就脆弱的市场信心。美国政府将股票市场政治化的做法，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全球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必须更多地考虑美国政局，这必将加剧市场动荡风险。此外，投资者预期美国的行为可能导致中国反制，还可能引发市场进一步动荡。
总之，美国对华资本脱钩政策能否延续，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解决上述问题或者承受相应代价。(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