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校生制造藤校生

掏空家底又难找工作,常青藤高校毕业生的最好归宿是哪里?答案是留学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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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藤校生

“你学历这么好,为什么来做中介?”

2023年5月的上海,藤校毕业的留学顾问莫钰遭到一位家长毫无保留的质问。家长们想为孩子寻找最好的资源,但出于种种成见,话里话外显得有些看不起这个行业。

莫钰维持专业的笑容,回答说:“那您会为您的孩子选择一个哈佛毕业的顾问,还是50名开外学校的?”

市场存在,供应不够就有需求。家长不说话。

莫钰任职的中介机构,专注排名靠前的美本申请。

整个4月,任职于头部留学机构的文书顾问伊碧忙于处理志愿活动报名表单。差不多同时,众多国际学校学生开始备战压力十足的“国际考”,为又一次不如人意的托福成绩长吁短叹。伊碧踏上可可西里,参加一个月的高原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志愿工作。

在伊碧所在的机构,女员工每个月有半天的姨妈假,宠物可以带来上班,和客户打电话可以调休,实报实销,还正试行灵活办公制度。早上10点半,同事们会陆续端着咖啡到达公司,一些未见踪影的或许在居家办公,另一些正在日本、韩国、欧洲等地享受假期。

在机构招聘信息里,文学、古典学等文科背景的美国本科毕业生会格外受到青睐,文书顾问年薪最高60万,规划顾问上不封顶。

图 | 伊碧的办公桌

越来越多欧美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发现:同学们都进了留学行业。

政治哲学、社会学、艺术专业的就业困难户们尤其感慨,“所有人都得在留学行业走一圈。”一位华东文科专业的青年教师说,自己的硕士、博士朋友们,私下都有一摊留学副业。事实上,在头部留学机构,清华、北大、同济、复旦等内地顶尖高校毕业生也不乏其人。

在父辈提供的财富基础上,莫钰和伊碧们走过了出国留学的独木桥,毕业后却放弃了看起来所谓光鲜、正当的事业路径。他们深刻明白,教育与家庭为自己提供了privilege(特权),为自己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创造了短暂喘息的空间。

但这份从容,已很难传递给学生。一切变得焦灼。“我当时简历一页,现在孩子有三页,还是11号字。”莫钰说。

疫情情影响犹存,本科留学市场却已白热化。2022年至2023年,申请美国本科的100万新生中,以中国籍生源为首的国际申请者首次突破10万,比疫情前增长45.32%,比前一年亦增长14.67%。

最终,8所常青藤联盟“藤校”只录取了123名中国学生,比前一年减少近30人。

分子下降分母增加,压力徒增。被美国Top10大学录取幸运儿,除了拥有超高的托福和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精彩的活动、国际奖项、科研赛事填满了他们的简历。

在高端留学中介机构,一位学生拥有三到四人组成的顾问团队,他们分别负责文书、规划、流程、选校,还包括外方顾问。除了制造一封生动、有记忆点的个人陈述打动招生官,团队还会提供专业领域探索、GPA管理、推荐背景提升活动,进行全流程把控。服务周期一般在两个学年以上,费用20万起。

深耕华东某二线城市一所机构的创始人徐津发现,大部分中国学生其实主动性不强,“孩子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外部辅助太多,每一项都被别人推着走。”

徐津2012年入行,曾在美国短期访学,没有正式的美国学位证书。这是更早一批传统留学机构的常见模式,顾问老师多有专八证书、国内英语专业毕业,稳定性强。她的机构也以高端美本业务为主,年年斩获藤校。生源大部分来自普通中产家庭,在初中接受义务教育后,转入本地的国际部。

从2014年开始,徐津发现,出彩的分数已无法体现学生的竞争力,必须带着他们做活动、打竞赛。国内奥赛难拿结果,就挖掘海外项目,引入AMC(美国数学竞赛)等比赛,还要手把手给学生做活动规划、背景规划,再往后,竞赛已经不能自己带,要寻找更专业的第三方背景提升机构,进行专项辅导或主题科研,“标配科研大概4万,建模队伍一个人头2万,如果打丘成桐数学竞赛,水更深,可能20万起。”

“曲线救国”更为普遍。学生先申请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等文科专业,或是服装设计等艺术类专业,然后转去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商科等好就业的“STEM”专业。

徐津记得,一位学生高一起就与艺术作品集机构合作,以设计专业的形象,录入某名校面料科学专业,最终再转入有STEM专业的学院。艺术作品集辅导,收费往往10万起。

在徐津所处的二线城市,留学申请成了部分中学学生用英语展开的“洋高考”。从初中起,孩子们就主抓竞赛,对通识理念十分陌生,只有目标前十或藤校的学生才会冲击AP(美国大学预修课程)的美国历史、比较政府与政治这些文科高阶课程,且往往只是为了提高申请优势,不是出于兴趣。

特别在这几年,很多学生到了美国,也并不是特别认同美国的教育理念与社会观念,仍待在中国人的小圈子。甚至还没出国,家里已经打点关系铺好了路,只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文凭。在中考淘汰率50%的制度预期下,出国总是比一本线可控,如果对国家或排名要求不高,只要用钱都能解决,“一定可以录到前100”。

“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家长要的往往是一个名校文凭。”徐津说。

徐津将这总结为经济疲软下的实用主义倾向。当一切后退,人们转向保守与求生本能,尤其在过去三年,许多学生失去国际化交流的机会。如今在她所在的这座城市,学生虽更拼命地准备出国,眼界却局限,谈论“批判性思维”等议题已成奢侈。

拿名校奖学金几乎如中彩票,去美国读本科,意味着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投资。学生入学后,还有更多机构提供更精细的服务:帮学生登录邮箱,查看教授布置的作业,在deadline(截止日期)前督促学生完成作业;根据课程任务,安排老师做课外辅导,甚至帮忙选课,推荐付费实习、开展论文辅导。

在过多外界资源的辅助下成长,许多孩子缺乏内驱力,开始自我怀疑。一些学生进入了卡耐基梅隆、芝加哥大学等顶尖名校,但出于抑郁等种种心理问题,最终休学回国。

伊碧非常清楚,在自己读书的年月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那时20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已过,房地产升值,旧城改造启动,中国经济腾飞,流动性极佳,欧美对中国的预期一片向好。在一片热气腾腾的视域中,在一个泡泡般单纯快乐的文理学院里,年轻人都觉得,无论读艺术、文学、工程还是经济,大家都会有promising(值得期待)的未来。而毕业后,世界已天翻地覆。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读了一个好书,不意味着就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that’s not an equation(这并不直接相关)。”

一些留学中介从业者开始调侃自己。莫钰和同事们在机构网页上提问:我们是loser(失败者)吗?

她收到了这样一条家长的留言:“大概是一种中产焦虑吧,怕自己花这么多钱送孩子出国读书,回来就做一个留学中介。”

功利与从容的冲撞

伊碧选择出国,纯属out of a whim(一时兴起)。

2017年伊碧高二,规划、活动一片空白。她跟着一位擅长鸡娃的同学妈妈参加美国大学招生官的讲座,当热情的家长把斯坦福招生官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她发现“哈耶普斯”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吸引力。当然,也考不上。

在另一个安静的展位上,一名招生官在桌子对面摆上三把凳子,请路过的学生坐下,问他们喜欢什么书、什么电影,未来想做什么?

“这个招生官才真正关心学生想要什么。”伊碧记住了这所文理学院的名字,并成功获得录取。

伊碧希望即使作为文科生,也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选择了既喜欢又擅长的政治科学——学校的王牌专业——来确保漂亮的GPA。这个专业本身对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很有帮助。

想要什么,却不是所有高中生都能回答的问题。从初中就到达休斯顿、申请美国寄宿制高中起,莫钰的人生基石就是功利主义。

目标明确的日子里,莫钰很少关心自己喜欢什么,而更在意怎样让自己更完美、更受欢迎。除了获得亮眼的托福和SAT成绩,她还努力做宿管、和社团明星搞好关系、突破对公开演讲的恐惧、做公众号主编。最终,莫钰成功入读一所职业气氛浓厚的藤校,同时获得了顶尖商学院项目的奖学金offer。

在美国私立寄宿高中,学费一年五万美金起,她签约的留学中介在2016年也已经收费20万。从小公交出行、一周零花钱几块钱的莫钰,当时未对藤校全额学费的含义做太多思考。家里境况改善,她在美国升上大学后,父亲的座驾已从本田换成了奔驰。

财务却始终是项迁的负担。在一座重商主义氛围浓厚的华东小城长大,项迁母亲是特别的:她是应试教育体系里的一名人民教师,属于知识分子,却毅然与农民家庭出身的项迁父亲相爱、结婚,并为了更理想的教育环境,主动提出让孩子出国读书。

为准备申请,项迁经历了一生中最卷的阶段:托福从20几分,一年多提升到了108分。出于热爱,他自己找来教科书和教辅书,啃下艰深的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他在校内运营历史社,假期会就农民工问题展开阅读和田野调查。

项迁还进入到亲戚在小城开的厂子,亲身感受自己与普通工人的差异。他怕说话冒犯对方,非常紧张,没敢吐露自己老板亲戚的身份。

在就读的国际高中里,项迁自我识别为“最穷的那一批”。在本科早申请阶段,他优先考虑一所排名20前后、以政治科学见长的文理学院,成功获得学费三分之二数额的奖学金。四年后,因学费太贵放弃申请杜克大学的硕士后,他选择了相对次之的芝加哥大学,再获半奖。

即便做了一切准备,进入至今看来都是最适合自己的顶尖学校,莫钰完全没有想到,校园氛围是这样子的。

在那所著名常青藤院校,焦虑和竞争相互映照、无限繁衍。全球榜单上的富豪随处可见、同学上学由带枪保镖护送、私人飞机接送入境,“艺术专业朋友都会想着要不要上一个会计课”。对于学业,她只求得A。学校每年有70%以上的毕业生会进入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但对就业,莫钰无比焦心。

莫钰矛盾而易变。她评价自己是一个思想容易被塑造的人,“就像变色龙。”她的个人陈述文书写得极好,让当时的申请顾问现在的老板记住了她。这在当下看来如同一个隐喻。

为美丽,莫钰去割了双眼皮,只是因为身边人对她“眼睛小”的调侃。尽管她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调侃只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教化和规训,这令她对自己女性主义意识的不彻底性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她又真实地享受着割了双眼皮后的信心。

莫钰并不认同这所学校的诸多特色:男生无论黑人、白人、亚裔,一律“有毒”却自信。她放弃了申请时填写的性别研究与社会学专业,转读热门投行预备项目,逢出门见人,必花一小时以上化全妆,每周四与商圈校友们出外饮酒。她还参加姐妹会、招聘会,谁拿到了麦肯锡、高盛offer,就和谁做朋友。

Follow-up email、VP和MD的名片,挤占了更令人抑郁的“N号房”、农村精神障碍女性问题——这些她从9年级开始日日夜夜牵挂探讨、编稿研讨的社会议题。

项迁的就读体验与莫钰几乎相反。在那所深蓝(政治倾向偏左)的文理学院,项迁对人生价值,尤其是工作的价值的认知被大大改变了。

最开始的日子里,项迁怀疑“是不是我的道德有问题”。他意识到,自己以往的人生中,似乎“只想把别人踩到脚下”。

这与家教相关,母亲是严厉的教师,项迁看不起不努力、学习比自己慢、效率没自己高的学生。而一旦自己考出比某些特优生更高的分数,他又会窃喜。上大学后,他隐约感受到,同学们有一种简直令人愤怒的从容:他们坦然、热情,也同样非常努力,但懂得尊敬和欣赏他人,从不搞恶性竞争。

项迁的导师研究后殖民主义。对历史上优胜者的批评,让项迁彻底解构了心中对弱势者的鄙夷:“一个打工人不努力、智商低、出身阶层低,我曾经可以会认为他和我没有关系,而现在,我能认识到围绕对方存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有没有效率、工作是否勤奋,又重要吗?人不是应该像牛马一样被拿来乱使唤的。”

因学了两个专业,伊碧每年底同时参加两个院系的年终晚宴。王牌专业政治系晚宴分外正经,主菜有牛排、三文鱼,而哲学系很穷,每年都吃鸡胸肉。但是同学们会与散座在各桌的教授一起做趣味游戏。都是知识性的问答:这句话是哪位哲学家说的、这段话属于什么哲学观点。

限时答题,奖品是一美元一个的沃尔玛小玩具。有一年,伊碧抱着了教授大腿,拔得头筹,得到了一只橡胶小章鱼。伊碧低头吃着盘子里干涩的鸡胸肉,梦想等自己赚钱了,就要给哲学系捐钱,让他们晚宴吃得好一点。

在缅因州偏僻辽阔的地理环境中,在哲学家思维的训练下,伊碧进一步思考起幸福的含义。她的寄宿家庭是一对居住在附近的夫妻,小屋是暖木色调,在白雪皑皑中,被壁炉烧暖,众人举着廉价的红酒,开怀畅谈,一只金毛围着长桌蹦跳。她在这儿度过了每一年的冬天与节假日,寄宿家庭没收过一分钱。

大雪过后,强烈的阳光反射在墙壁和地面上,在寄宿家庭里洁净明亮的小屋,伊碧开始反思:我到底需不需要法学院所代表的那些社会价值?我为什么需要成长、赚钱、出人头地?

与伊碧殊途同归,直到多年后回过头来,项迁才慢慢发现,从容,正是阶层专属的属性:这种自信能增强人在压力和逆境中的幸福感,并提供了感受自由的能力,正是所谓“松弛感”。到了大学的第二个年头,项迁感觉自己终于完全习得了从容之道——acquire——他选用了这个动词,其释义为:(通过努力、能力、行为表现)获得;购得;得到。

图 | 大雪覆盖了缅因州的旷野与森林

莫钰本应在毕业后加入起薪百万的精英俱乐部。直到新冠病毒改变了一切。

2020年3月春假,莫钰搭乘飞机回国。那时她大二,投行实习计划已写入了日程里。回国没多久,她就被检测出阳性,整整一个月才彻底康复,这令她的功课全部落下,“焦虑非常严重,开始看精神科,想到自己落下东西就会惊恐发作,会觉得自己要死了,想叫救护车。”

她那时仍在准备求职。但仅仅想到要见协助模拟面试的中介,她就无比紧张,声音发抖。

莫钰整个人崩掉了。实习计划被彻底打断,她瘦了10斤,不再参加任何酒局,穿衣风格骤变,随后休学。

而休学期间,在上海设计师工作室的实习和买手店打工,莫钰第一次目见自由。

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买手、设计师、时尚编辑、普通店员,在上海的烈日与夜风中,大家穿着鲜艳的衣裳,在路边摊吃夜宵、喝啤酒,放声大笑,有人突然摆出pose,众人尖叫拍照;大家真诚地袒露感情生活,亲热而开放。

莫钰清楚地发现,这些人完全不在自己曾接触的社会阶层之内,却令她感到酷和新奇。当时,她的房租是工资的好几倍,而有些同事住在真正的老破小:厕所开门就是马桶,马桶上面就是花洒,即使留学党,自己手上也没什么钱。

“但是他们过的,是我羡慕的生活,我羡慕他们有自由。”莫钰说。

羡慕归羡慕,老破小是不可能住的。“他们也会羡慕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有钱。”像在亲戚工厂中进行田野调查的项迁一样,财富和与之相关的想象只令莫钰感到awkward(局促),这仿佛成为人们辨识她的首要标签,“我会觉得我的姿态很condescending(高高在上),这没法避免,只能尽量不让人知道。”

将近两年后,莫钰才再次回到美国。此时已经恢复线下教学,但再度面对原来美国的朋友,她感到非常不习惯。街上看见认识的人,她会装作没看见。

暂时藏匿处

项迁的硕士生涯在新冠爆发后也转为线上,许多课程停开。他独身一人留在了明尼苏达州本科院校所在的城市里。这所美国西北部的城市温差极大,冬季白雪皑皑。硕士一年,他与母亲争吵了一年。“每次一拨通电话,就开始吵。”

项迁想留在美国申请PhD博士项目,但母亲斩铁截钉地表示,再也不为他多支付哪怕一年的生活费。母亲曾经的“特立独行”终有限度,当时她更希望儿子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项迁却认为,“体面的工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们灌输的道德观念,“如果只有工作才能让我们成为人,是社会对人的非人化。”

项迁的父亲一向默默地支持妻子,但这次他支持儿子深造。这位农民的后裔,曾经想做一位诗人,却在妻子家人的帮助或者说压力下,一步步被推着做家教、做经理、当厂长。他的管理才能最终被所有人认可,却“一辈子在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而努力”。

父亲为生计做出的牺牲让项迁意识到,人必须有一定经济基础才能拥有选择,他曾经以为,只要好好读书就能获得这种特权,但选项仍然有限。于是,又一场与母亲大吵后,项迁将电话拨给创业做留学的朋友——如今的老板,并马上获得了一份全职留学顾问的工作,这份工作能继续运用他的社会科学知识,朝九晚六、加班有调休,且收入体面,简直理想。

读完哲学系的课程,伊碧此前预设的价值已被解构,硕士阶段她不再考虑法学院,而是在另一所文科强校的社会科学学部完成了充实的硕士研究。然后,她选择回国。在等候某互联网大厂的公共政策评估部门的职位期间,选择了不加班的留学行业。

莫钰也做出了选择——疫情后,她决定松弛下来,放过自己。这个选择也是理性的, “起薪百万”的代价她已体会过,如果做咨询,同样累死累活,时薪算下来更不划算,还得做PPT、整理excel等最基础的“狗屎工作”。如果进入PE/VC,可能赚得更少。

经济独立为项迁隔开了与母亲间的安全距离。

业余时间,项迁一年只买一次衣服,外卖50元都嫌贵,出游爱逛街边小吃摊,最大的花销只在购买研究资料,以及打游戏“氪金”上。离开艰苦的芝加哥书斋,他的阅读重心转移到了文学,也会读罗翔的发言和非虚构采访集。

有时他会很挣扎,“我的职业,在借助我的文化资本,reinforce(加固)教育不平等,成为阶级固化的推手”。他意识到自己在资本运转机制中的结构性位置:客户付费,他输出服务,为中产阶级乃至以上阶层的家庭巩固其文化资本。

“这些都有悖于我内心所支持的反资本主义的价值。”他说。

在项迁的观察里,越是家庭条件不那么优越、不足以从容支撑孩子出国的中产人群家庭,越持有结果导向的申请预期。这恰恰与高端美本重过程轻结果的申请逻辑相反。

申请者还需体现批判性思考能力、热情、做出改变的想法和动力、对少数群体权益的支持。如今,这些过于闪亮的优秀品质却让很多申请者费解,“即使明白,也不知道如何去做”。

一些学生在机构裹挟下,展开功利的打卡式公益活动,甚至被包装为公益斗士。而族群阶层问题,更是部分中国学生的意识盲区。项迁觉得,这是一种共情能力的匮乏,可中产孩子如何才能真诚地对underprivileged group(欠缺资源的群体)产生共情呢?

莫钰也花了至少半年时间,思考是否进入留学行业。她曾问老板:“我们的工作,是否只能帮助能负担我们服务的极少数学生?”她并没有得到或给出满分答案。用项迁的话说:大家只能在微观层面,践行教育的理想主义。

即便明白自己占尽红利,在莫钰所处系统的其他人眼中,她仍是一个失败者:“我的同学可能会这样看待我。”莫钰说,“我们选择的路已经不同了。”如今她不会主动向人介绍从事的行业,因为,这基本是光鲜亮丽的反义词。

事实上,在国内金融机构任职的许多同龄人工资待遇都不如莫钰。

伊碧觉得,留学行业是很多人的hiding place(藏匿之处):能和思想相通、背景相似的年轻人当同事,从事可胜任、松弛的工作,还能拥有对于文科生而言足够体面的收入。

生活极简不买化妆品,鲜少聚餐,作为一个有效利他主义者,伊碧也不排斥金钱本身的作用。她坦诚地指出,当一个人尚未拥有清晰、特定的实现某种人生路径的强烈愿望,往往就会去赚钱。

她也庆幸,曾经读书的开销对家里必然构成一个huge burden(巨大负担),但她获得的视野和美好记忆,足以让家人觉得欣慰。“如果我们家把去美国的教育投资看得太重,希望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也不会让我来留学行业工作的。”

项迁仍对于申请PhD有着期待,即使这件事情已越来越远。他自嘲:“我觉得我过得很好,我很舒适,为什么还要做出改变?”现在,他的短期目标是买一个小公寓,结束交租生活并拥有一片栖息地。在那后,再想着做一些理想主义的事情。

图 | 项迁为义乌田野准备的材料

项迁事实上非常明白母亲的两面性。他曾直接评价母亲是“假开明”,母亲却笑了。“她认可这一点。她表面上说支持你的选择,实质上也是金钱本位的,心中有一条鄙视链。”

工作中,项迁会主动劝退家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无比内卷的热门专业,带着投资的预期很大可能会失败。“欧美就业真的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好。并且,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是否有必要接受这么多思维上的冲撞和挑战。”这个问题,也是项迁想问自己母亲的。

因此,他格外共情前来咨询的家长。 特别理解他们想把小孩卷成大人的心理,并且一定要非常好的结果。

“中产的特点很明显,一是特别想要往上爬,二是特别害怕跌下去。”

*本文讲述者的部分信息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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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佩薄耽

编辑|苑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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