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网北京4月24日电（记者 王镜榕）“3月份，按人民币计价，进口同比下降1.7%。进口下滑超预期，外部主要受到俄乌冲突等国际局势影响，能源及原材料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推升进口商成本，降低了短期部分商品进口需求，还有去年高基数的影响，”中宏观察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疫情影响，对我国运输环节和通关效率下降也造成较大影响。此外，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较多，但进口数量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显示中国经济疲软、内需不足。其中，煤炭进口量同比骤降40%，原油天然气价格涨近35%。受多重因素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呈现上涨态势，天然气和煤炭一季度进口价格同比大幅增长超65%。
如果战争失控，世界将面临至暗时刻
“俄乌冲突后世界形势发生激烈变化，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俄罗斯制裁铺天盖地，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6000项制裁，远超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林学军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次冲突使美国和欧洲的共识增加，前华约集团的波兰、捷克，还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波罗地海三国等由于历史原因患有恐俄症、仇俄症，成为制裁俄罗斯的急先锋。
“西方对俄实行了科技制裁，贸易制裁，能源制裁，还有交通，体育、艺术等领域制裁。”林学军指出，其主要做法有冻结俄在西方资产；全面禁止俄进口高科技产品，干扰俄航空、机床、智能手机、造船等行业正常运转；禁止任何金融机构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以限制俄罗斯借贷能力；全面削减从俄罗斯能源进口量，暂停俄罗斯最重要输气管道北溪二号建设；使用金融制裁终极武器，将俄罗斯剔除出SWIFT系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能源制裁对欧洲经济打击巨大，尤其是德国、匈牙利等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他们对俄罗斯的制裁态度是暧昧的。
“俄乌冲突迄今为止仍未结束，但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正逐步清晰。”王军告诉记者，世界秩序将加紧重构，西方世界反俄联盟已然形成，部分国家将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我个人认为，新一轮军备竞赛似乎将要到来，“新冷战”似在大变局中日益清晰化；全球化再次受到严重冲击，跨国产业链面临大脱钩，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依赖都将有巨大的调整。但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深层次影响则尚待进一步观察。特别是，后续美国是否会利用此次战争来进一步压缩中国的中立空间，甚至威胁如果不配合西方的制裁，将会遭遇美国的次级制裁等值得高度关注。
“西方的军援可能使俄乌冲突旷日持久。”林学军指出，截止4月16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已经超过30亿美元，美国的援助包括米-17直升机、155毫米榴弹炮以及“弹簧刀”无人机等军备。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乌克兰。西方的支持，使乌克兰又有了底气，原先接近达成的停战协议又被暂时搁置，战争又有升级的危险。俄罗斯已经照会西方军援国，要他们停止军援乌克兰，否则面临打击，甚至面临直接冲突的危险，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反击。如果战争失控，世界真正面临至暗的时刻。
多重海外风险具有较大外溢效应
“制裁导致全球疫情、通货膨胀、粮荒、油荒、气荒，以及国家、民族矛盾激化。这次冲突兵荒马乱，加剧疫情的全球传播。”林学军告诉记者，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欧洲的产粮大国，俄罗斯还是石油大国，因此战争加制裁必将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供应紧张，这又会加剧现在的全球通货膨胀，真是祸不单行。这将动摇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本来就存在的逆经济全球化和困境中的全球治理体系是致命一击。世界有可能陷入两大阵营，两大体系的对立，形成新的冷战。
“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特别是近期原油价格大涨，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滞涨’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王军指出，其背后逻辑是：原油作为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既是总需求的反映，还能通过成本与工资变动来影响供给和有效需求，从而引发政府价格管制和货币当局政策调整，因此，对全球经济兴衰具有极强指示意义。当前原油上涨代表总需求扩张，一旦油价在高位滞涨甚至拐头向下，往往意味总需求开始收缩，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有引发衰退的极大可能性。最为严重和最难对付的情形是，增加全球经济“滞胀”风险。
“俄乌危机之前，全球供应链调整和交通运输等因素已导致石油及天然气价格急剧攀升。”王军强调，地缘政治冲突更加剧未来能源供给不确定性，对全球能源市场供需平衡及供给稳定性都将产生巨大冲击，未来能源价格剧烈波动恐将成为常态。
“受到冲击的不仅仅只是能源领域，全球粮食安全也将面对三重冲击，”王军指出，地缘冲突或将加剧区域间化肥和粮食供需不平衡；全球谷物库存偏低也为供应短缺埋下伏笔；气候异常扰动增加农业生产不确定性。联合国粮农组织3月份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次创下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跃升34%。该组织称这是一次价格的“巨大飞跃”。换言之，我们可能正站在一场以粮食短缺、产量锐减、价格涨幅过快为表现的粮食危机的门口。
“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外贸回落压力较大。”王军告诉记者，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将对中国进出口韧性带来新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全球疫情大流行并未结束，各国防疫政策差异对边境开放并不友好；二是全球债务和通胀走势仍不明朗，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快速退出和急剧调整面临经济衰退压力；三是全球经济延续“K”型复苏，贸易保护主义、供应短缺和地缘政治冲突等消极因素进一步打击脆弱的供应链，加剧去全球化趋势，减缓全球贸易增速。就国内而言，中国部分地区因疫情管控导致物流运输出现瓶颈，原材料采购困难，部分工厂和港口货物出现大规模积压，一些中小外贸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受阻、物流运输不畅、清关速度较慢等阶段性问题。
中美关系可能面临更多更复杂变数
“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俄乌战争可能会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转折点，也可能成为中国和西方关系临界点，中欧合作、中美关系或将面临更多、更复杂变数。”王军认为，与此同时，俄乌危机这场热战及其附带的经济战、贸易争端、金融战、科技战、资源战、网络战、舆论战、信息战等，特别是欧美对俄经济、金融、贸易、科技制裁，以及俄罗斯的反制裁，也许会成为中国未来寻求“过河”所需要摸的重要“石头”。总之，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外部环境，压缩我发展空间，使我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缩短甚至丧失。
“美国一直加大中国周边的军事行动，挑动台海的紧张局势，不排除我国最后摊牌。”林学军认为，一段时间来，美国政府、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屡屡挑衅，变本加厉打“台湾牌”，企图“以台制华”、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巴结逢迎，配合演戏。4月12日美国放风议长佩洛西要访台，4月14日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等6人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是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践踏中美关系的底线，若擦枪走火后果严重。
“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升级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异动频繁，国内面临的结构性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王军认为，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主要体现在五方面：一是直接推高上游原材料价格，造成中小制造业企业成本上升，进而对中下游企业的利润产生挤压和侵蚀，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和投资意愿；二是通过抬升居住和交通用燃料价格直接影响CPI，并间接影响其他食品与非食品的价格；三是将导致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缩减贸易顺差；四是引发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推升公众通胀预期，进一步弱化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五是通胀中枢抬升将挤压和制约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空间。
“随着海外疫情防控相继开放和供应链修复，海外需求对中国出口的拉动大概率将有所减弱，在出口规模的基数较高背景下，2022年的出口增速或有显著回落。”王军指出，尤其是俄乌冲突导致原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再度暴涨，给原本就存在供给缺口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不利于需求端的持续复苏。如果俄乌冲突持续甚至扩大，加上疫情持续，预计今年的国际运输价格还得上升，这对于出口增长也带来不利影响。同时，预计今年人民币汇率仍会适度升值，同样不利于出口。近期受疫情影响，国内物流受限、港口拥堵可能使贸易活动暂时承压。特别是对于上海这一全国的经济重镇而言，恢复正常的贸易活动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今年出口预计逐渐向疫情前期的平台回归，年度增速大致在5-10%之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或出现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