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父亲患病离世，剩下年迈七旬的母亲。哥姐五个一商量，决定由我照料母亲，哥姐分担赡养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人到中年，年富力强，人生最有奔头的年景，身上有使不完的劲。为了照顾好母亲，一天中午，我急匆匆到人才市场找保母。三言两语，领了个小女孩就回家了。那女孩十七八岁，农村人士，小个子，身体单薄，长象无特点，一幅大众脸。

平日上班，时常加班，我在家里待的时间也不多，自然也说不上好好地陪护母亲了。小女孩平时陪母亲上街买买菜，和母亲一起做做饭，闲暇时，陪母亲聊聊天。在我母亲面前，小保姆也就相当于孙子辈了。本身平淡无奇，并无故事，可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小女孩当面提出不干了。我以为她与母亲发生了矛盾，也不想劳心费神地再另请保姆，便挽留她，谁知她毫不动心。说到最后，我肯切地说，不管怎样，也算朋友一场，好歹也给我说说离开的理由。她见我坚持，也把我当成父字辈的大哥，便告诉我要回成都上班。“上什么班？”她支支吾吾的，难以启齿。我出于关心，也出于好奇，又追问，“做什么工作”。由于我平时工作较忙，两个月期间，和她没说过几句话，更未责难过她，在她心里也算是有个好印象，她脱口而出“我在成都有二十多人，专门偷自行车卖”。这句话可把我吓得不轻，一来，小小年纪，瘦弱身材，竟能干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二来没想到我请了一位大盗，天天在家，一待数月。

那些年，偷盗自行车十分普遍，我自己两年多时间中，就连失六辆自行车。当时，工资收入很低，买不起新车，不少就是二手市场买的便宜货，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参与了销脏。那时，收入普遍不高，丢失自行车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尽管多次报案，也从未见爱车失而复得。于是，常常对单位保卫科的人表示不满。有一次，我新买了一辆自行车，保卫科的同志叫我把车停在显眼的地方，他们在停车的对面的楼上，用望远镜死死地盯着，一旦出现盗贼，立即生擒。为了“报仇血恨”，我很配合。那天按要求停好车后，便上楼回家了。大约两个钟头左右，我下楼，见自行车又不见了。心想一定是人脏俱获，便信心满满地去保卫科。贼留下，自行车还我。没想到呵，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自行车丢了，贼没抓住。

在此之前，机关大院内一直流传着邓保卫智擒惯偷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单位招待所一连四五天在同一房间，天天有人丢东西，于是保卫科汇集群臣，集思广益，制定了周详的抓贼计划，好好打击这一惯偷的嚣张气焰。一天中午，经验丰富、身强力壮的邓保卫，提着塞满卫生纸的漂亮公文包，将包挂在该房间床上的蚊帐勾上。邓保卫头枕被子，佯装午休，眯着眼睛盯着公文包，就等小偷上钩。谁料眯着眯着，就进入了梦乡，当他醒来时，那漂亮的公文包不见了。邓保卫不仅未能擒贼，反而赔了公文包。数月里，时常有人当着保卫科人的面，“给我们来一段《智擒盗贼》的故事”。搞得保卫科的人灰头土脸，看见单位熟人就躲得远远。

自从我丢失自行车后，便特别好奇，小偷如何开的锁，又如何骑走不被人发现，而且屡屡得手，很少失误，其中有多少高明手段，以至保卫科的人都毫无办法。现在，行家就在面前，理应好好请教。小女孩反正都要走了，也不妨什么都告诉我。以下是实录：

我们二十多人，分为三个组。第一组负责寻找目标，大都以小女孩为主，以防猜疑。目标车要有八九成新，停放位置比较偏，便于下手，最主要一点是仔细看清楚是什么牌子的锁。第二组，负责开锁。这是最有技术含量的组，是团伙的核心层。在普通人印象中，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把钥匙可以开百把锁，千把锁。这是因为自行车锁厂，在生产某个牌子的锁时，只有六七种模式。也就是说，只要有这六七把钥匙，就能打开这种牌子的所有锁。那时，自行车锁厂不多，全国就几家，他们研究得很透彻，一看锁，就知道该提那串钥匙，只需试几下，一定能打开锁。第三组，是运输组，实际为销脏组。就是把已经开锁的车骑走，转给那些专门卖自行车的人。

三个组分工明确，技术熟练，配合默契，他们在火车站周围，闲杂人员多，人流量大，情况比较复杂的区域，屡屡得手，平均每天约有二十多辆车入帐，人均一辆左右。（不要以为这些是大盗，比起北京干这行的，简单是小作坊，根本不入眼。在北京，干这一行的心脏功能特别强大，他们统一服装，开着汽车，在地铁口、商场前，在众目睽睽下，一车一车地装，又一车一车地住外运，根本用不着开锁，也用不着那么多人，效率出奇的高，这那是偷盗，简直就是搬运工。路过群众见到他们，干活卖力，动作流利，以为是城管治理乱停乱放，不仅不阻挠，反而夸他们干得好，就是要这样。那些丢车的发现车不见了，旁边人告诉他，城管收走了。至于是那里的城管，北京太大了，谁也不知道，丢车的人不但不追查，反而自责自己，活该，谁叫乱停乱放的。）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又言久走夜路必闯鬼。

有一天，小姑娘那个团伙的运输组遇到了麻烦，一位入行没几天的新手，骑着一辆刚转手的自行车离开现场，由于心里发慌，技术不佳，匆忙中闯到了路人，正在扯皮中，路过一位中年人来看热闹，看着看着，发现是自己的车，于是上前拉住骑车人讨说法，自然，这骑车人进了派出所。

团伙闻此消息，立马解散，逃得没了人影。这小女孩正是这期间逃回老家躲难的。听说团伙凑了份子钱，交了罚款，再打点一番，过了关。团伙又开业了，通知成员立即上班。我这才想到，小姑娘成天无精打采，晃晃悠悠，实际上是看不上保母这一无技术含量、收入又不多的工作，回成都上班自然是她充满希望的唯一选择。

后来，我们单位偷盗自行车的破案了，原来是单位职工子女所为。他们在大院里长大，担任保安的都是他们的叔叔伯伯，自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那天我自行车停好后，他们就知道保卫科的人在楼上盯着，但人总有眨眼的时候，就是那眨眼的瞬间，自行车不见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小姑娘早已变成老大妈，或许已经抱上孙子了。

现在，自行车被电动车取代了，加上人们挣钱的门路多了，城市街道又有了监控，偷车这行早已没人干了。社会总是在发展进步，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故事，也许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发生，但毕竟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一个定格，那里面的背景、原由、人物角色的生成、对人的影响等等，还是值得回味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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