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人生百年不过尽兴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唐山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我一生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都花在木刻上，在学校，我教木刻。为什么我喜欢文学，喜欢雕塑，而绘画摆在最后呢？因为绘画可以养活前面三样行当。文学也好，雕塑也好，都养不活自己。”

这是画家黄永玉在《我与文学》中写下的话。

(资料图)

在网上，“斜杠青年”（指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人群）受追捧，而“黄永玉的‘斜杠’，已经快密集成‘栅栏’了”，他是画家、木刻家、雕塑家，此外还是段子手、雪茄爱好者、拳击爱好者、开红色法拉利的老人……

在所有“斜杠”中，黄永玉与文学的关系最密切。他13岁时写了第一首诗，95岁时写完六卷本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少有人视黄永玉为文学家，但在文学创作中，他呈现出他在绘画中同样的创作气质：天马行空，不拘小节，似无章法，汪洋恣肆。

对普通人来说，读懂黄永玉，还是看他的文学创作更直接。

《还有谁谁谁》插图

一生写诗都像13岁

据著名记者、作家李辉钩沉，1937年秋，在厦门集美学校上学的、13岁的黄永玉写下第一首诗：

太阳刚起了光芒

在我的床上

引起我的思潮

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

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

同着我那

永厚、永前、永福、永光

过着顽皮的景象

一韵到底，意象平庸，直抒胸臆而已。黄永玉一生写诗，大体如此，从无卖弄、斧凿痕迹，只是后来几乎不用韵。赞者称其中蕴含着人文精神，它“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是实实在在的”，弹者则认为毫无诗味，都是大白话。

1924年8月9日，黄永玉生于湖南常德，本名黄永裕，1947年接受表叔沈从文（黄永玉的爷爷的妹妹，是沈从文的母亲）建议，改名黄永玉。1946年，在《自由谈》《文艺时代》等刊物上发表《信丰市场》《婚前与婚后》等画作时，尚署名黄永裕。

据李辉的《传奇黄永玉》一书，黄永玉直到80多岁时，仍没搞明白自己究竟姓张，还是姓黄。儿时，听前辈说，他家本姓张。1971年，黄永玉在“五七干校”时，曾收到沈从文以黄永玉家世为素材写的长篇小说《来的是谁》的楔子，里面的角色便是“张永玉”。

沈从文对黄永玉的身世可能更了解，他当年与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一同漂泊湘西，投奔当时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队，黄玉书当了“参谋”，月薪13元，沈从文是“差遣”，月薪9元。他们都没留下来。黄玉书在旅途中认识了一位杨小姐，让沈从文帮他写情书。据沈从文回忆：

两人回到客栈时，表哥便一连丢了十来个揖，要我代笔写信，他却从从容容躺在床上哼曲子。信写好念给他听后，必把两个大拇指翘起大摇着，表示感谢和赞佩。

“老弟，真好，可以上报！”

杨小姐即黄永玉的母亲杨光蕙。

黄永玉诗集《见笑集》

十五六岁选择漂泊

黄玉书、杨光蕙后来分任县小学男校校长和女校校长，但少年黄永玉常逃学。

沈从文曾说：“在旧式塾中，逃学挨打，不逃学也挨打。逃学必在发现以后才挨打，不逃学，则每天有一打以上机会使先生的戒尺敲到头上来。君，请你比较下，是逃好还是不逃学好？并且学校以外有戏看，有澡洗，有鱼可以钓，有船可以划，若是不怕腿痛还可以到十里八里以外去赶场，有狗肉可以饱吃。”

黄永玉上的是新式小学，却是“非常可怕的学校”，一次他曾逃学半个月，住在别人家中，把家人吓坏了。小学后与其他学校合并，情况略好转。

1950年，成人后的黄永玉曾约当年的几个同学，一人拿块竹板，准备去打昔日校长，半路才知他在1948年被人砍死，失望之下，黄永玉们半路赶了个集，买只小羊杀了煮吃。

1937年春，母亲未通知父亲，让12岁的黄永玉跟老乡去长沙考中学，他第一次看到汽车，第一次吃到苹果，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他写道：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从长沙，又随父亲到安徽芜湖，再随堂二叔到厦门，考入集美学校初中。在那里，黄永玉第二学期除美术、童军两门成绩是甲，其余多是丁，平均成绩也是丁，五科成绩加起来不足一百分。

在集美，黄永玉沉迷于木刻，自学野夫的《怎样学习木刻》，在老师朱成淦推荐下，黄永玉的作品在《大众木刻》上发表了，第一次拿到稿费。黄永玉后来回忆取款经历：

“我心跳不止，递上了汇款单、图章和学生证。里头的老家伙慢吞吞，好像要断气的神气，又咳嗽，又吐痰，又拿一块垃圾似的手巾擦鼻子，休息喘气，这老狗日真的给了我一沓钱：‘你数数！’”

不久，黄永玉因打架，头上被打破三处，学校处以留校察看处分，在《蜜泪》中，他写道：“我原本就不喜欢读书，成天在图书馆混……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就这么走了。”

黄永玉手抚《还有谁谁谁》比目鱼摄

“太艺术了”也算罪名

黄永玉先在福建德化的瓷器作坊当小工，后在泉州开元寺偷采玉兰花，偶遇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圆寂前4天，给他留条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在泉州，黄永玉入名为“战地服务团”的剧团，后在福建长乐当了一年教师，1944年去江西信丰，在民众教育馆谋职，并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张梅溪。

1947年，不到23岁的黄永玉结束8年漂泊，来到上海，他回忆说：

“（当时）就想办法赚钱。一幅木刻5块钱，房租是50块钱，所以一定要刻10 幅木刻才能交房租。我那时认识的报纸杂志不多，臧克家先生就非常好，老帮我介绍。不光是这样，还先垫钱。比如我带去5张画，稿费25块钱，他一拿到画就先给我钱。”

1948年，黄永玉遭上海文艺界炮轰，汪曾祺说：“因为他（指黄永玉）聪明，这是大家都可见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惭形秽，于是都不给他帮忙，且尽力压挠他发展。他参与全国木刻展览，出品多至十余幅，皆有可看处，至引人注意。于是，来了，有人批评说这是不好的方向，太艺术了。（我相信他们真会用‘太艺术了’作为一种罪名的。）他那幅很大的《苗家傩神舞》为苏联单独购去，又引起大家嫉妒。”

黄永玉说，他被“骂得很凶”“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汪曾祺可能是最早称黄永玉为天才的人，他意识到，黄永玉的最大不同，在于独特的人生经历。黄永玉无师承，全靠个人“野蛮生长”，这使他保留了一份难得的率真。作家李辉曾说：“只有在他的身上，才能看到真正的天真烂漫，他永远活得像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贪玩、天真、坦荡，敢作敢为，玩世不恭，自由自在。”

黄永玉不知道，这次炮轰只是开始，他后在香港多次成功办展，又引来各种批评，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他一直被各种批评缠绕。

据李辉钩沉，黄永玉在香港还写了电影剧本《儿女经》和《海上故事》，前者被长城电影公司搬上银幕，票房极佳。1953年，在沈从文鼓励下，黄永玉全家迁到北京，正赶上“批胡风运动”，他和沈从文、汪曾祺一样，暂时停止文学创作。

44岁时，黄永玉被学生揪斗，他在心中默数挨了多少皮带，共224下。

百年辛酸凝成超然

1974年，黄永玉在友人、画家许麟庐家，“应邀随手在一个册页上画了一幅猫头鹰”，便到外地采风，路上听说正追查一张猫头鹰的“黑画”。黄永玉说：

“我听了之后居然一点都不在乎，还懒洋洋地说：‘唉！画一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是也常常画猫头鹰嘛！’没料到，一回北京就明白了：正是我！”

当时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为了出口，印宣传品《中国画》，将黄永玉画的猫头鹰收入，被指为影射，初期在黑画榜上排名第七，后来竟排名第一。

后，“黑画事件”被弱化处理。

黄永玉半生如坐“过山车”，在命运的波峰与波谷中颠簸，这些独特的经历赋予他超然的乐观，当世界都在追求有用时，他却坚持去做一个有趣的人。在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中，他写道：

我们有过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