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下午，中国天气网紧急发布今年第8次沙尘将波及15省区市的新闻。预计10日夜间至11日白天，京津冀将出现明显沙尘天气，局部最低能见度或只有1至4公里，并将一直持续到11日午后。10日晚间北京市气象台又发布大风黄色预警和沙尘暴黄色预警，并指出受上游沙尘输送影响，预计10日21时至11日17时，北京有明显沙尘天气，大部分地区最低能见度小于1000米。


(相关资料图)

2023年4月11日，北京，大风沙尘暴天气下的北海公园白塔。

此次沙尘暴天气备受瞩目的原因，与其出现频度有关。因为今年以来沙尘天气过程已有8次，这较常年同期大约5至6次略偏多。而且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还会再有一次沙尘天气过程出现，沙尘天气已进入频繁爆发的时段。上一次如此严重的沙尘天气还要追溯到2021年的3月。那么，这些年屡屡出现的沙尘从何而来？沙尘天气过程出现的原因何在？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北方沙尘是变多还是减少了呢？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沙尘天气的起源地是蒙古国南部，这与2021年3月15日北京的严重沙尘天气来源地一致。这样的判断极具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打消一部分人对我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质疑，另一方面也让我国沙尘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一谈起治理沙尘，往往想到我国自身的防沙治沙工作与植树造林工程，这与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国内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和媒体的大力宣传有关。但仅仅植树造林并不能完全做到零沙尘天气。因为，沙尘天气的起因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密切相关，是天-地-人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防护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沙源地的防风固沙方面，面对受上游传输作用明显的沙尘天气，我们也只能“望林兴叹”。如果沙源地不在本国境内的强大沙尘天气来袭，我们的防护林只能做到不“助纣为虐”，却无法完全阻挡沙尘的南下。

从沙尘天气发生规律来看，4月份本就是北京乃至华北沙尘天气最多的月份。无论是从过去550年，还是过去150年乃至最近几十年来看，沙尘天气最频繁的月份均是4月。在现有统计结果中，19世纪中叶北京的沙尘天气26.96%出现在4月，最近几十年亦是如此。5月和3月不相上下，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所以，未来一个月内仍是北京乃至北方多地沙尘天气的高度易发期。因此，北方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还要继续做好持续经历降尘、扬沙乃至沙尘暴天气的准备。

同时，此次沙尘天气出现后，民众也十分关心是否会影响到南方地区的问题。此次沙尘天气过程的报道中就特别提到最南可波及到江淮一带，抵达合肥、南京、上海一线。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主导沙尘的南下范围呢？据国家气候中心张德二先生的研究，沙源地的干旱程度会直接影响尘降的南界，在干旱少雨时段降尘地点的南界更加偏南，反之则偏北。历史上北纬28°，即温州、湘潭一线是沙尘记录的南界，此次沙尘天气南界抵达北纬31°在历史上看属于相对常见的现象。

从总体来看在干-冷的气候条件组合下，沙尘天气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从机制上来解释，沙尘天气出现所需的三个条件，即沙尘源、强风和低地表覆盖率，也均在干-冷条件下更易生成。从历史上看，公元1000年以来北方半干旱区偏干的时期，诸如1060-1100年，1150-1250年，1450-1550年，1610-1700年以及19世纪中后期，均是北方沙尘天气频发的时段。而且，上述时段也是北方极端干旱事件发生概率偏高的时期，这并非偶然与巧合。

根据《翁心存日记》对19世纪中期北京沙尘天气超乎寻常的详细记载，杨煜达、成赛男等人的研究发现，当时北京年平均沙尘日达31.36天，远超今天。将其中保存基本完整的13个年份的沙尘天气次数与同期北京的降水情况进行相关分析，也发现沙尘天气日数与上年和当年降水量呈反相关关系。比如1857年因北方发生极端干旱灾害，这导致第二年竟爆发多达45次的沙尘天气。据《中国气候公报（2022）》的数据，去年夏秋季我国降水较同期偏少，内蒙古西部、新疆大部等地降水量偏少2-8成不等，这可能是造成今年春季沙尘频发的原因之一。

另外，接连几年沙源地为蒙古国的事实不得不让我们拓宽探究的空间。当我们扩大关注的地理空间，分析Nicole K Davi等人通过树轮重建的蒙古国境内色楞格河1637-1997年净流量数据，发现《翁心存日记》中记载的沙尘天气发生最多的1858和1859年，前一年色楞格河的净流量分别只有88.871和111.55 m³/s，在1637-1997年中属于极端偏少的年份。与之对比，沙尘天气发生偏少的1850年，前一年色楞格河的净流量为193.79 m³/s。可见，北京的沙尘天气次数与蒙古国的干湿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而且，有研究指出中国北方与蒙古国的干湿变化又与更大范围内的太平洋海温变化有着密切关联，这便让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北京沙尘天气成为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表现之一。因此，此次北方密集的沙尘暴天气，给予我们观察气候全球化一次不错的契机。

其实，在前年沙尘天气肆虐北方的时候，就有生态人类学学者纳青给出解读。他当时就认为沙尘天气过程的出现不仅与蒙古国的干旱有关，还与蒙古国的矿产开发破坏了原生植被密不可分。如果说气候的干湿变化是不受我们控制的自然因素，那么，对土地利用和开发的方式则完全是人类自身的选择了。通过不计后果的资源开发模式，以破坏原生植被为代价来追求经济总量的提升，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是越来越危险的行为。因为，损害根部发达蒸散量较低的原生植被不仅不利于防沙，而且还会影响到大气环流，进而加剧当地的气候异常和干旱化程度，造成恶性循环。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行为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一国一地。

这种气候异常现象的跨国影响无疑让我国的防沙治沙工作有了更为重大的世界性意义。作为国家生态修复工作之一的防护林建设所包含的领域其实不只有著名的“三北防护林”，还包括“长江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太行山绿化”等多项工程。就拿占全国沙化土地面积23.7%的内蒙古来说，近几年每年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200万亩，约占全国荒漠化防治任务的40%。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四大沙地林草盖度均有提高，部分地区呈现出“荒漠变绿洲”的景象。这是中国卓越的治沙防沙成就，也是对全球沙尘防治工作的巨大贡献，担当起了维护世界环境和保障人类发展的大国责任。

从历史上来看，最近这些年沙尘天气日数还是有显著下降的。北京1951-2010年年均各类沙尘天气的日数为22.18天，2007-2017年间此类天气的年均日数已降低至4.54天。而北京19世纪中叶的平均沙尘天气日数可是多达31.36天。但是，从这两年沙尘天气再次引起大众关注的现象来看，防沙治沙并非是我国一国之事，还需他国的共同努力。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在《气候赌场》中强调，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表现在“临界点和突发事件最危险的一个特点是它们无法被预见”。“全球同此凉热”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频繁早已不再是一句空谈，我们未来将面临的气候风险，已印刻着全球化的属性。因此，有必要在全球气候治理工作中加强跨国协作。比如，为防治全球土地荒漠化和干旱化，1996年便生效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一直致力于在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开展减少土地退化和恢复退化土地工作。但最近接连爆发的沙尘天气，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联合国组织下的公约在他国的具体落实情况，全世界各国都应该也有责任承担起公约所要求的责任与义务。毕竟，在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土地退化等问题面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凭借“搭便车”行为而永远独善其身。

总之，此次沙尘天气将是我们思考气候全球化的一次重要契机。关心全球，放眼世界，将是我们未来谈论身边气候现象时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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