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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本文作者 | 顾天娇

2023年以来,全国被查的医院院长、书记已超170人。医药医疗行业上市公司董事长也有不少遇上“麻烦”,7月,卫宁健康(300253.SZ)董事长周炜、赛伦生物(688163.SH)董事长范志和被查。

继两票制、集采直击医药流通环节经销商赚差价、药品价格虚高等问题后,本次医药医疗行业的腐败整治,则是从下游医院层面切入,相当于打通药品从生产厂商到病人手上的“最后一公里”。

随着“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整治工作的推进,一些合规性差的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很可能不是今天董事长被带走,就是明天解散销售团队,甚至未来某个产品销量归零。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当下面临的不仅是“割肉”还是“抄底”的难题,还有评估自己所选公司的行贿风险问题。

那么哪些指标可以作为参考来评估风险?在这次行业洗牌中,利好谁?利空谁?

医疗水深在哪?

进院、中标、应用,每个环节都得打点

集采以后,看病价格真的降下来了吗?

有人说,自己看病时,明明对症的药在中标的名单里,但是医院却没有;有人说,看个病全套检查都做了一遍,药钱不多、检查费不少;有人说,现在的医生开药整盒整盒开,好多药最后吃不完就扔了……

那么问题来了,集采由政府主导,但真正一款药能不能进医院,却是医院自己说了算,这就会出现“只招不采”的情况,最后低价中标的药品也不一定会被医院采购。在应用过程中,中标了的药如果医生不给开,那销量也就无从保证。

所以,对于医药公司来说,自己的药品进了院才是真正意义上营收大增的开始。

一款药怎么才能进入医院?

根据我国《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二级以上的医院应成立药事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药事会),其他医疗机构可成立药事管理组。药事管理委员会(组)监督、指导本机构科学管理药品和合理用药。

这个药事会的作用就是为医院审核、选择购入的药品。与它功能相近的还有医院器械管理委员会、医学装备委员会等。

以药品为例,如果想进院,那么需要先由科室主任填写新增药品申请即提单,报到采购办(一般是药剂科);药剂科主任初筛后,由药事会召开会议,由委员会投票形成意见,再经分管院长签字审批后,药品方可进院(采购)。

通过药事会进院算是走的正规渠道,但是耗时较长。

要想快速进入医院,还可以走“特批进院”。这种适合药品疗效优异,且是临床急需的产品,或者和院长“关系特别好”,那么就可以通过科室主任提单、药剂科审核后上报院长,由院长特批直接入院。

在这两种方式下,每一个环节涉及的主体都是需要打点的对象,这些给出的钱也就是所谓的“进院费”。

钱怎么给也有学问,直接提着现金给的是一种,但更多是选择更隐秘的方式。

比如在新药的研发阶段,药企会找来高校、医生、药师等参与研发;到了临床阶段,需要在人身上做临床试验,一般会在医院公开招聘试药人,这时医生又能参与进来;新药成功研发,到了商业化阶段,药企召开新药发布会、召开学术会议,邀请全国、省、市、县医生、专家来做学术研讨、讲课,顺带推荐自家产品。所以有些药企的销售费用中,推广会议费一直居高不下。

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关注药企下面的推广服务商的推广服务主要内容、推广费的支付对象及付费标准,分析这些服务商与药企的关联关系,以及是否涉及商业贿赂、利益输送,是否存在给予回扣、礼品等情形。

但是进院不代表相应的厂商/经销商就能供药,在药品获得审批后,医院的药剂科组织采购,接受一家或多家供应商的投标并谈判,最后确定了供应商,这事才算落定。

被查的四川省资阳市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刘学鹏,就是通过独揽药品采购的审批大权,将医院药品供应商从最多时的200余家,压缩到与其有利益关联的7家,并最终缩减至5家。对于一些私人关系较好的药品供应商,刘学鹏甚至违规略过招投标程序,直接签合同,直接拍板实施采购。

因此,在看医药企业时,仅关注销售费用是不够的,还要关注其销售模式,直销还是经销,如果是经销,那么与经销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有其他利益安排,主要经销商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商业贿赂行为是否与公司存在关系等问题都需要加以分析。

一份名单

部分公司存在较高商业贿赂风险、政策免疫的公司可能获得资金关注

2022年,纳入统计的沪深京市的488家医药医疗上市公司合计销售费用高达3500亿元,平均每家销售费用超7亿元;有10家公司销售费用超过50亿元;81%的公司销售费用在10亿以内。

从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来看,医疗上市公司2022年平均值为23%;其中不乏龙头公司或者明星公司,销售费用占比超过营收的一半;有38家公司占比在50%以上。

从销售费用指标角度看,公司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越高、学术推广费用占销售费用比重越高,存在商业贿赂风险的可能性越高。

比如百克生物(688276.SH),主营水痘疫苗和鼻喷流感疫苗,2022年销售费用4.12亿,占营收比重在38.42%,其中广告宣传推广费占到销售费用的90.2%。而其不同代理商在2009-2015年间,涉行贿案件5起,主要行贿的对象为各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拿近期卷入医疗行贿风波的儿童药和慢病药公司一品红(300723.SZ)为例,2022年,一品红销售费用12.49亿元,占营收比重为54.77%,其中市场及学术推广费11.91亿元,占销售费用的比重约为95.36%。

按照2022年一品红药品销售数量6057万盒(支/瓶),主营业务成本3亿元计算,平均每盒成本4.96元,但平摊到每盒药品的销售费用高达20.62元,是成本的4倍。

不难看出,药品价格打不下来,学术推广费用“居功至伟”。自两票制缩减了代理商空间以后,不少代理商转型学术推广服务商,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为医药公司把药品“卖”出去。

下图为2022年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在50%以上的医药公司,按照推广费用占销售费用比重由高到低排列:

其中,2021年步长制药(603858.SH)曾因为以咨询费、市场推广费名义向医药推广公司支付资金,再由医药推广公司转付给该公司的代理商,涉及金额5122.39万元,被财政部依法处以5万元的罚款。

另外,投资者还可以关注销售人员的薪酬水平。重点关注销售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同行业对比情况,薪酬水平与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是否一致。

如未名医药,2020年到2021年收入从2.77亿元增至4.03亿元,销售费用从2.86亿元增至3.45亿元,但其销售人员人数却从2020年底的384人降至2021年底的224人。在2020年报问询中,未名医药被要求说明说明报告期内公司销售人员数量变动的原因,以及人员配置是否与公司收入变动相符。

再比如最近跌幅较大的恒瑞医药(600276.SH),其2020年销售人员人均薪资在17.4万元左右,2022年人均薪资增至约27.8万元,但2022年营收却比2020年下滑64.6亿。营收下滑,销售人员薪资反而增长了近60%,合理性存疑。

销售人员减少、费用却没有减少,那么这些费用流向何方值得深思。

就在医药上市公司普遍股价持续下跌之际,也有企业可能被“错杀”。

医疗行业反腐,本质上是为了降低群众和医保的医疗支出,整顿依靠打点关键人物才能进院的销售模式,所以有一些医药医疗公司其实并不算在打击范围之内,其销售收入受整顿的影响较小。

比如面向创新药企的CXO公司,药明康德、泰格医药、康龙化成等;连锁药店,如一心堂、大参林、益丰药房、老百姓等;还有院外药械企业,如东阿阿胶、鱼跃医疗等。

这类企业没有因反腐带来的暴雷风险,有可能吸引一些从医疗板块中其他上市公司流出资金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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