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互联网给现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高效，而这份便利和高效却并不属于所有人。事实是，在人们向的数字化生活狂奔而去的今天，还有着一个并不“触网”的老年群体，他们成了互联网时代的边缘群体，就像是被世界切断了联系的“数字难民”。而新冠疫情，就像一个放大镜，更是让老年群体的窘境一览无遗。
一方面，由于个体生理上的衰老和免疫力的下降，老年人成为疫情期间首当其冲的脆弱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老年人与数字技术的距离，导致老年人无法快速跟上健康码、互联网就医等数字生活的节奏，连互联网的求助信息中也很少见老年群体的声音。
新冠疫情暴露了衰老的困境，看见困境的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才是。
老年人是新冠疫情的脆弱群体
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3.5%。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大国。
在此次疫情最为严重的上海，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更是达到23.38%，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则为16.68%。而另一份针对上海本地户籍人口的调查则显示，截至2020年底，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有533.49万，占户籍总人口的36.1%，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比为25.9%。
如此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也是此次疫情之中的脆弱群体。对于老年人来说，新冠疫情如果在没有接种疫苗，以及患有基础疾病这样多重因素叠加的情况下，就会成为潜在的感染重症患者群体。只能说是可能，因为从香港的情况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出现重症，重症的老年人也只是感染者中为数并不多的一部分，并且都是在没有疫苗接种，或者只接种了一针的情况下，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无一不是患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而从上海的这次三例死亡来看，根本不能归罪于新冠，都是有多种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并且是年纪比较大。新冠只是一个诱因之一，根本谈不上主因。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依据美国2020年5月至8 月的新冠数据推演出，65岁以上感染新冠的老年人普遍有着更高的住院率，且住院率和年龄呈正相关。65岁至74岁的老年人有比年轻人高5倍的概率因新冠感染而住院，对于8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这个数字将骤升到13倍。在香港自去年底以来的第五波疫情统计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所有重症人数的84.6%，占所有死亡人数的96.1%。
此次上海疫情再次证实了这一观点，根据4月16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的疫情防控最新情况。目前正在医院治疗的重型患者13例，除1例33岁外，其余12例均为老年人，最小的70岁，最大的93岁，他们均未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实际上，除了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外，老年人，本就是慢性疾病的高发群体。在老龄化尤其突出的日本，一项研究分析了2020年10月31日前住院、来自444家医院的4701名65岁以上的老年新冠患者病例，随着年龄增长，病情更加严重，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死亡率较高。
这项研究中，79.3%的患者至少患有一种基础病，其中高血压患者的比例最高，认知症、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比例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糖尿病、肝病、白血病/淋巴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转移性癌症、中重度肾功能不全等基础性疾病都是加剧老年患者危重症或死亡的风险因素。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则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群抑郁症患病率保守估计在10%-15%。而另一项研究对2010年至2019年中国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达25.55%。
对患有抑郁症的老人而言，疫情的封锁，无疑加剧了心理健康的风险。即便是本来没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老年人，都有可能因为社会距离而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寂寞，以及焦虑等负面情绪。而从免疫学的层面来看，心理负面情绪、压抑与焦虑会对免疫系统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其正常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
疫情下的老年人有多难？
如果说新冠病毒的感染造成的健康风险，对于老年群体来说，还是一种自然的“不可抗力”，那么，由于不会使用数字设备而寸步难行，却是社会“主动”的抛弃。毕竟，对不少中老年人而言，智能手机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意味着“麻烦”，而不能解决“麻烦”又会衍生出更多新的麻烦。
4月2日，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的第二天，共享文档“上海抗疫互助”平台上线，此后互联网中相继涌现多个功能类似的互助平台。4月7日，由10多位有着互联网开发经验的年轻人共创的“我们来帮你·上海抗疫互助”平台上线，与前者不同的是，平台系统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发布内容进行智能识别，提取摘要、进行分类并自动选择紧急程度，而非由求助者自己选择。
根据人大新闻系的调查，截至10日23时59分，helpothers网站上共发布了3747条求助信息，与老年人相关的求助信息有578条。
在578条与老人相关的求助信息中，只有10条是由老人自己发出的，在其余求助中，亲属（70.8%）是老人们主要的“传声筒”，邻居（10.4%）和网友（1.7%）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被看见的尚且如此，没被看见的求助只会更多。
其中，药品和医疗器械是这些老年人最为迫切的需求。近半数老年人或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需要定期服用或注射相关药物，或因为疾病需要长期吸氧、定期更换造口袋等，却没有购买渠道。
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因为缺少生活物资求助，其中大部分需要菜、肉、牛奶、鸡蛋等食物，少部分缺少纸巾、饮用水、尿不湿等生活用品。578条求助中，有79条是老年人确诊新冠阳性，需要相关医疗照护。
无疑，对于网络原住民的年轻人，点几下屏幕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在他们尚且年轻，生活模式逐步成型的年纪时，没有面对过互联网的存在。因而，他们用前半生积攒下来的生存经验，在面对科技的壁垒式，显得吃力且笨拙。飞速迭代的互联网正将老人遥遥甩至身后——不会团购抢不到蔬菜、疫情封控期间买不到药，是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困境。他们想求救，却没有渠道，他们想发声，却不知如何发声。
在疫情中，数字鸿沟带来的不仅是求助的困难。信息的阻塞，让老人在多个层面承担着代价。以疫苗接种为例，相比更易接受科学资讯与新鲜事物的年轻人，让老年人克服“疫苗犹豫”尤为不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一些老年人不接种疫苗可能是因为感受不到疫苗的重要性。因为未能接入互联网以接纳更多的新信息和知识，一些老年人的风险感知能力也随之下降。
在被迫隐形之外，文化因素让老年人选择主动缄默。在衰老成为耻感文化的一部分之后，“不给年轻人添麻烦”随之成为他们的生活信条，唯恐自己提出的诉求成为晚辈的负担，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老年人和社会的进一步区隔。而据全国人口普查和老龄委数据，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约19个60岁以上老年人；每6位老人中就有1位生活无法自理。
健康不平等，长期被忽视
Debanjan Banerjee是印度国家精神健康和神经科学研究所顾问，2020年就注意到了疫情下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在Nature印度子刊上发表文章，呼吁重视疫情期间老年人的心理照护。Debanjan Banerjee认为，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一直存在，但长期被忽视。
究其原因，市场经济逻辑中，在脱离了生产性的劳动者角色之后，老年人被视作社会的“剩余”，退隐到家庭的私空间之中。而这种社会身份的失落也带来消费欲望的减退，他们逐渐倾向于采取更加保守的消费策略，崇尚节俭与克制，因此也难以在商业世界中被曝光，主张利益最大化的商家极少主动将老年人的诉求纳入产品设计的考量因素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轻人享受着网上银行、电子支付、网络购票的便捷时，老年人面临的却是去超市买菜被拒收现金；机顶盒普及之后，连看电视，都需要同时操作几个遥控器了。和几十年前比，人们生活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属于老年人活动的场所却鲜有更迭。
我们走进了越来越多新奇的“网红店”尝鲜，而老年人们却依旧活跃于广场、公园等传统公共空间。现代科技制造出了最便捷的系统，却没能生产和推广出足够的“老人手机”或足量的技术科普。当我们欢呼技术的革新，未曾考虑到，他们所面对的，却是迷茫、陌生、无安全感。
显然，在新冠疫情中，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人，老年群体更加脆弱，面临的感染和死亡风险更高。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更需要得到及时且充分的关注。正如半月谈在四月的一篇社评中指出，“老龄化严重、医疗资源紧张虽然是现实，但绝不是放弃救治高龄患者的理由。面对灾难，每一个生命都应当得到保护和尊重，不抛弃、不放弃的无差别救治理念应成为各国抗疫的最大共识。”
因此，面对数字失能的问题，除了显而易见地寄希望于政府与社会在制定与执行政策时更具人文关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也应兼备人文关怀，就像管理者需要考虑短板一样，技术同样需要考虑短板。
毕竟，我国所面临的中老年人健康挑战是巨大的。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人均平均寿命不断增长，中老年人群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发展“老龄化”健康传播，保障中老年人的健康，提供相应的疾病照护服务，将很快成为社会的一大重要任务。
归根到底，数字化是未来社会的大势所趋，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这意味着，他们曾经是我们，我们终将成为他们。那么，在新冠疫情暴露了衰老困境的当前，看见困境的我们，也应该有所行动才是。而当前我们真正关爱老年群体就应该从对这个群体的精准保护开始，针对于这个群体开展针对性的疫苗接种，以及针对性的集中隔离保护，并让社会逐步恢复正常化，这才是真正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