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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要科学严谨地判断经济形势，不能仅观察GDP增速或者“三驾马车”的情况变化，更关键的是，要观察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的变化。
中国经济时报：从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5.8%、5.1%、4.8%。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的驱动力何在？
陈彦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一季度GDP增速达到4.5%，较去年四季度和去年全年回升了1.6个和1.5个百分点。工业与服务业生产、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显著改善，出口更是实现了超预期增长。这一成绩是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与增长动力放缓的大环境下取得的，实属不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的最新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由2022年的3.4%下降至2023年的2.8%，发达经济体增速由2.7%下降至1.3%，英国、德国等国家更是预期会出现负增长。而中国经济2023年增速预期将达到5.2%，比2022年上升2.2个百分点。该预期值比IMF在2022年10月份的预期值上调了0.8个百分点，凸显了对中国经济向好态势的信心。
要科学严谨地判断经济形势，不能仅观察GDP增速或者“三驾马车”的情况变化，更要观察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的变化。产出缺口为一个经济体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值，是判断短期内经济处于偏冷或偏热状态的核心指标。由于代表总供给的潜在增速在短期内较为稳定，产出缺口主要是反映总需求的变化。潜在增速缺口为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速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的差值，是判断长期内经济增长是否偏离最优增长路径的核心指标。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是指当经济结构处于最优状态时的潜在增速。现有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宏观政策理论只注重调节短期的产出缺口，而忽视长期潜在增速缺口。这是导致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西方国家宏观政策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来看，由于在现实中存在结构黏性以及多种结构失衡之间的嵌套循环，潜在增速的实际水平有可能持续地偏离其合理水平，从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制约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效果。
根据我们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团队的最新测算，2023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预计为5.5%左右，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预计为5.8%左右。因此，从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来看，产出缺口为-1.0%，潜在增速缺口为-0.25%，而去年全年的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则分别为-2.2%与-0.32%。可见，与去年相比，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收窄，反映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不过，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均依然为负，表明中国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仍较突出，一些结构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仍然存在，经济回升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牢固。
其他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也能反映当前中国总需求不足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局面。一是物价水平整体处于低位，表明需求端较为疲软。一季度CPI同比涨幅仅为1.3%，比去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PPI同比涨幅为-1.6%，比去年下降了5.7个百分点。由于CPI与PPI的走低与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回落等外部因素有关，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更能看清物价总体情况。一季度核心CPI同比涨幅为0.8%，也较去年下降0.1个百分点，并继续处于近年来的较低水平。二是民间投资增速走低，反映投资需求内在增长动力偏弱。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速仅为0.6%，不仅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1%的同比增速，更是低于国有控股企业10.0%的同比增速。三是一季度小型企业PMI明显低于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PMI，凸显了生产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四是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4.6%）继续低于平均数增速（5.1%），表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优化。
因此，下一步要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就要加快促进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的收窄，尤其要推动产出缺口由负转正。当前各界的主流共识是宏观政策将实际增速提升至潜在增速水平，以保证产出缺口处于零附近，就能够使经济处于最优状态。这一看法是将潜在增速视为一个经济体所能够持续实现的最大增速。但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可知，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才是一个经济体所能够持续实现的最大增速，潜在增速可能会低于合理水平，从而出现负向潜在增速缺口。当一个经济体存在负向潜在增速缺口时，再继续以产出缺口为零作为宏观政策目标，就会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低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继而难以彻底扭转经济下行压力。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未来三至五年内宏观政策都应着力推动经济实现正向的产出缺口，以0.3%左右作为目标为宜。
在具体政策操作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稳定政策均要加大调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同时，宏观政策要加强短期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的有效协同，推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增长政策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结构政策以构筑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的良性循环为主要抓手。这将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短期稳定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堵点”，提高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率，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好转。
（作者：陈彦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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