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裁判要旨总梳理》出版 填补系统研究空白
◎文/彭川
这是一套力图全景式描绘中国婚姻、继承案件裁判要旨的新书。它对全国各省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各具特色的婚姻、继承案件的裁判规则进行了系统梳理，以为律师办案提供“路线图”。
它的问世，背后还藏着一段温暖人心的故事。没有酬劳，全凭自愿，此书的出版凝聚了中国300余名婚姻家事律师的辛劳和汗水。
2020年初启动编纂工作，历经近三年时间，疫情始终如影随形，日前《继承案件裁判要旨总梳理》、《婚姻家庭案件裁判要旨总梳理》终于问世。
“它将为律师承办不同地区的婚姻、继承案件提供参考和启发。”而集体创作的形式，在提升律师专业技能的同时，更将大家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携手奋斗的时光。
在现实的呼喊中，破土而出
最先提出要做这次课题的是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贾明军律师。
2020年农历春节前夕，因为疫情突袭，武汉的生产生活骤然“停摆”，连绵的阴雨落在空空荡荡的街头，焦虑、紧张的空气笼罩了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
之后，随着疫情蔓延全国，不少地方的律所陆续被迫启动了居家办公。
“持续上升的数字令人揪心。这时，与其让时间在焦躁不安中白白流逝，倒不如沉下心来一起做点事情。”贾明军说。
随即他联系了自己团队成员袁芳、西安的张莹两位律师，经短暂商议后，三人共同发起了“法院审理婚姻、继承案件财产处理大数据报告”课题研究。
“疫情在武汉暴发后不久，上海也发现了病例。我记得，春节假期还没有结束时，我们就收到了居家办公的消息。不确定的疫情本就令人担忧，作为律师，居家办公的话，没法见客户、没法开庭，无疑又多了一层压力。”袁芳感叹道。工作被捆住了双脚，但“躺平”显然也不合适。
张莹也认为，“越是困难时期，越需要通过工作来对抗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专业能力的机会。
三人因此一拍即合，筹备工作随之展开。
每个课题的提出，都有着现实的环境。
这一课题面对的现实就是：长期以来，我国不同地区婚姻、继承案件财产类判决“尽管法律规则是统一的，但在实践中，不同省份的裁判路径、法官的审判思路，有时候确实还是不太一致的。”
“虽然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一直都在深化和进行，包括最高法也推出了指导案例制度，但作为家事领域的律师，我们感觉到各个地区的法院在处理家事、继承案件时，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还是时有发生。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集结全国律师的力量，去做一次深度的裁判规则大数据研究，去发现和比较不同地区法院的司法裁判规则和审理风格，以期能够为司法审判实践提供一些参考，也为我们日后律师业务的开展提供依据和素材。”袁芳说。
他们团队这些年在全国多个省份都代理过婚姻家事案子，比如，北京、上海、山西、辽宁、广东、浙江、湖北等等，很多地方的庭审都参与过，也切实感受到了不同地区的法官，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对实体问题的审理上，都存在一定差异。比如，关于婚前就持有的股权/股票，到底如何计算婚后共同财产价值的问题，他们就曾经遇到过两个不同省份的法院，判决思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还有关于夫妻一方给未成年人购买的保险是否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问题，不同地方的法院也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思路。
张莹同样亲身体验过这种差异。
“最简单的，以返还彩礼为例。”她说，根据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返还彩礼的情况有三种：（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可在实践中，如果完全按照这些规定来对基层的问题进行裁判，可能会引发很多矛盾。“因为我们在整理裁判文书的时候发现，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区，在返还彩礼的裁判观点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有些偏远地区，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并且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法院仍然要求返还部分彩礼；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共同生活了很多年，也生育了子女，法院最终判决不返还或者仅返还一小部分彩礼。”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城乡差别明显，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以，法律在城市、农村的适用，的确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张莹说。
她表示，研究课题正式启动前，自己也曾到网上搜索，并查阅过已出版的书籍，只零零散散地看到过个别律师自行总结的一些类案的裁判规则，并没有看到统一对全国同类案件裁判规则进行梳理的文本。因此，参与这次全国裁判规则的总结研究，为律师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了解其他地区与本地裁判规则差异的机会，对全国有志于从事婚姻家事业务的律师而言也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如果成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
一场300人的大会战
此次《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裁判要旨总梳理》的出版，是一次特殊时期的集体创作，其过程堪称一段行业佳话。
贾明军是通过“笨鸟学习俱乐部”发起的此次课题研究活动。该俱乐部创办于2015年，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婚姻家事律师。它的存在，为课题的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当时因为疫情我们的春节假期延长了，正居家工作。”张莹说，“贾律师联系并问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对过去几年的离婚、继承判决书进行系统梳理，然后总结出裁判规则，是否可行。在陕西，我们团队曾做过类似的大数据研究。我的预估是，人数足够的话，梳理最近三年的数据应该不成问题。随后他又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说可以。”
就这样，统计判决书的时间跨度最终敲定在了2017-2019年3个年度。由贾明军、袁芳、张莹三人组成创始团队。
“贾律师先是让我和张律师给出策划方案，我们大概花了三天的时间就做好了。”袁芳说。2020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三，该策划案被发布到“家族律评”公众号上，课题研究正式启动。
首先是组建课题组。第一步，确定各省/直辖市的区域负责人；然后，由各区域负责人招募小组成员。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只用了大约5天时间就集结了一支300多人的律师队伍。
“招募令发出后，各地的律师同仁热情高涨，纷纷报名参加。”袁芳笑着说道。可见，很多人对这一课题是感兴趣的。
由此，一些报名“火爆”的省份人员很快就招满了，这些地区的部分律师便主动接受“调剂”，去承担那些报名“不太火爆”的省份的大数据研究工作。
人员集结完毕后，各区域随即按照课题组的统一要求，开始了独立研究和撰写分析报告的工作。这大概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过程同样非常顺畅。”袁芳说。各区域小组的负责人都是当地很有号召力的律师，所有参与者的热情、配合度也都很高。
袁芳介绍，“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速战速决，因为内心期盼着疫情结束后早点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们乐观地估计到3月12日植树节时全国疫情可能就好转了，所以初定的目标是到植树节就完成全部的课题研究及报告撰写工作。”为了如期完工，各小组争分夺秒，干得热火朝天。“谁也不愿意拖团队的后腿，都默默克服着各自的困难，努力完成着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这期间，上演了许多温暖人心的故事。
有两代法律人齐上阵的，有身怀六甲依旧奔赴“战场”的，有白天做志愿者、晚上坚持做课题研究的，还有望着楼下救护车担心自己受影响而加快工作节奏并最终及时完成“作业”的……“各区域之间相互帮助，有经验的区域负责人会帮助第一次做课题的区域，主动分享经验和方法。在那个困难时期，大家还会在微信群里分享自己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案例，缓和气氛，并就专业问题展开讨论。这种来自集体的温暖和陪伴，以及由工作带来的充实感，极大对冲了当时大家对于疫情的担忧。”张莹感慨道，“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当初的一幕幕自己仍会忍不住泪目。”
“人心齐，泰山移。”尽管需要梳理的判决书数量非常大，每个小组高达数千份，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但是，由于大家的团结，整个工作的进度却异常迅速。反而是随之而来的编校工作，花费的时间比较长。
各省的数据汇集后，袁芳和张莹做了一个分工，袁芳负责继承编的编校，张莹负责婚姻编的编校。第一稿为控制书的厚度，他们删减了大量图表。转眼就到了2020年下半年，由于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他们不得不又对照着“新法”进行了第二轮编校，以避免新旧冲突。之后，还有出版社的一校、二校和三校，直到2022年新书出版。
过程如此漫长，这一点显然是张莹未曾预料到的。“从交稿到出版，我和法律出版社的编辑进行了无数次的沟通，做了无数次的修改。我记得，最后一处修改是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很显然，比起编写，编校的工作更加零碎，也更考验人的耐心和细致程度。”她说。
这期间，因为有大量案件要开庭，还多次因疫情被迫居家隔离，新书的编校进度受到了影响，于是，张莹常常被编辑追在屁股后边索要编校完工的书稿。“这种压迫感，有时候想想，汗就下来了。我们真的是在与时间赛跑。”回想起当初的“窘境”，张莹不禁莞尔一笑。
当然，整个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分歧、磨合。比如，报告的撰写是统一模板，还是尊重各省的差异性，起初有过争论。最终，课题组决定发挥各省的主观能动性。另外，对于“范本”只研究北上广深几个主要一线城市，还是覆盖全国，一开始也出现过不同意见。后来，课题组考虑到发起这次研究的初衷是希望更多人参与进来，共同成长，并一起通过学习的方式克服疫情带来的内心焦虑，同时，通过交流增进彼此的感情，最终选择了后者（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有限，未列入）。还有就是，对于课题研究的成果是以大数据报告的形式发布，还是结集出版，课题组内部也曾进行过讨论。“与各区域负责人商量之后，大家普遍觉得还是出版更有意义。”
出版该书，袁芳和张莹二人一方面要负责后续的编校工作，一方面还要参与一系列具体事务的沟通和协调，因此工作量不小。“累是有的。”但他们表示，这些付出相比自己专业上的成长，和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感动，就不算什么了。
“后期最主要的压力，也是迫使我们一路坚持到底的最大动力之一，是我们实在不想辜负大家曾经付出的努力和期待。”他们笑着说道。
一张最完整的“路线图”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和万事兴。
家事纠纷，对应的不只是普通的财产关系，或者一般意义上的身份关系，它实质上是一种法律、伦理密切交织的复合型纠纷。审理这类案件，除了要力求法律适用准确外，还需尽量体现法律的温度，其落脚点是化解矛盾。
有数据显示，2013至2021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1569.1万件，占全部民事一审案件的15%左右。
然而，我国调节家事纠纷的法律规范长期不足，这造成了法律适用的困难。
比如，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年股权、股票、基金、保险金、网络虚拟财产等新财产类型不断出现，家庭财产的形态变得日益多样化，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对这些新问题的规范出现了滞后。另外，现行法律对继承案件中共同遗嘱、打印遗嘱等新形式遗嘱的效力及法律后果的界定，不够明确，使得统一的裁判标准难以形成。还有，法院对家事案件的审判理念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向前发展，逐渐由侧重身份、财产利益的保护，向着将人格、安全、情感利益也纳入考虑范畴的更全面的视角转变。
时代的发展，给律师的执业不断带来新挑战。
应对婚姻家事案件裁判规则的不明确、不统一，除了寄希望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强化对裁判规则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实践证明，在中国，法官在审理婚姻家事案件时其对法律的适用，深受地方文化习俗的影响，因此，以“地域”为坐标，研究裁判规则不统一的问题，的确可以为律师办案提供有价值的“路线图”指引。
《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裁判要旨总梳理》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系统研究的空白。尤其是本书研究的案件数量之巨大、研究的问题之细致，将实务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汇集其中，更是鲜有他人所能企及。
拿到书后，袁芳和张莹的内心都很激动、很开心。“为它，我们确实付出了不少时间和心血，每轮校对和修订是我和张莹律师分别承担，没有再返给各小组。出版环节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但好在它终于还是出版了，感觉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袁芳感慨道。她表示，在她看来，《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裁判要旨总梳理》对婚姻家事律师而言是一本很好的实务参考书，都说“案例是最好的老师”，该书几乎集合了全国各个省份的典型案例，为律师办案时提前了解当地的裁判倾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张莹也非常认可该书的实用性。“它集合了2017-2019年三年间全国公布在裁判文书网上的公开判决书，以海量的判决书作为数据基础，这为提炼出的裁判规则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她说，这应该也是截至目前对全国各地婚姻、继承案件裁判要旨总结得最为全面的一套书。
“过程很美丽，结果也很动人。”张莹欣慰地表示。她和袁芳也都期待这套书能给广大从事家事业务的律师提供指导和参考。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袁芳表示，参与此次课题，自己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全国各地这么多优秀的家事律师，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之中，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和自己在一起，充满了前行的动力。其次，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也学习、吸收了全国各个省份的优秀成果，专业能力得到了提升。“我这两年办案，遇到类似案例的时候，总能想起来，好像在某个省份的报告中曾经看到过一则相似的案例，正好可以借鉴。”
回望这段难忘的时光，张莹也满是感慨。她说，“经此一役，我们中的许多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曾经我们说过，虽然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摘下口罩，但我们热切期盼着能够面对面互道一声你好的那一天。这种心情，见证了团队成员之间一份特殊的情感。在改稿的过程中，回忆起那段特殊时期相互鼓励、相互打气的经历，真的非常鼓舞我。”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身处五湖四海的这群特殊“战友”，在案件的某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何尝不能成为彼此之间的 “路线图”、“指路灯”。
付出的过程，也是得到的过程。成书是一个过程，但对于婚姻家事律师来说，每个人要走的路远不止于当下。三百多名律师的智慧成果，展现出了家事业务领域在案例研究上的更多可能性。
【律师简介】
贾明军，袁芳，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莹，北京浩天(西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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